罗尔斯“正义论”的两个原则

罗尔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从原初状态到正义原则的合理性。而罗尔斯“原初状态”的设想实际上来源于康德式的先验自我，或者说是对先验自我的经验化，但他试图在经验的范围内依然保留其理论的道德力量，实现这一任务的关键就是“原初状态”，而原初状态的重要目的是实现了：自我和目的的分离。让自我可以优先于任何外在的目的而存在。

前面我们介绍了，在罗尔斯设定的原初状态中，我们拥有自我意识，但是这个自我独立于外界的一切经验因素和功利性目的，比如这个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地位、种族、性别、阶级、财产，也不受任何天赋、价值观和环境因素的影响，显然，在罗尔斯“无知之幕”的思想实验的“原初状态”中设定的自我，类似于康德道德哲学中的“先验自我”，好像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。

通过这种方式，罗尔斯实现了自我和目的的分离，同时让自我优先于任何外在的目的。进一步，罗尔斯推导出来了，自我的权利优先于外在“目的的善”。这个自我就是一个拥有他所选择的各种目的的主体，同时这个主体，也把善的观念看成是一种值得承认的观念，所以，罗尔斯实际上把这个主体看成了一个道德主体。因此，罗尔斯说：作为道德主体，我们并不是由自己的目的所界定，而是由自己的选择能力所界定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实际上罗尔斯是确立了自我主体和目的的分离，并确立了主体的优先性。

但桑德尔指出，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中设定的主体，实际上是一个唯意志论的行为主体，并没有摆脱先验论的范畴，或者说，这个主体并具有真正的自我，而是一个作为占有主体的自我。桑德尔说，这个自我具有双重性。首先，它完整占有了自我的主体，完全决定了我是谁，让我们失去了自我认知和反思的能力，我们没有身份，没有价值观和任何目的，“我是谁”被完全预设了。桑德尔指出，实际上真正的自我的力量恰恰体现在，因其目的而产生的能力上。

其次，桑德尔认为，这种占有完全分离了自我和目的之间的关联。把自我独立于目的，让自我具有某种优先性，但是也因此失去了真正的自我，因为，这时候的自我，是一个没有任何目的的存在者。桑德尔说，如果把自我看成是优先于目的的存在者，那么这个自我就不具有认知能力，也不具有反思能力，是被预先给定的，被占有了主体的自我。这种占有实际上让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自我。

桑德尔举了一个例子，当一个人被造物者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，比如生命、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等等，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自由的，他占有了这些权利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被限定在这些权利之中，一个人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权利，而只能享受他自己的权利。当我们说我们占有一些东西，实际上我们也被一些东西所占有，这种关系是相互的。就像一个小孩越想得到一件玩具，这种心思和欲望就越是占据了他的心智。总之，桑德尔指出，罗尔斯所设定的在“原初状态”下独立自我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我。

罗尔斯解释说，在原初状态中构想一个相互之间没有利益关系，也没有任何目的动机的主体，是为了确保正义原则不依赖于强假设，能够在不依赖于任何特殊善观念的前提下产生正义的原则。但桑德尔指出，罗尔斯的这种假设恰恰是一种“强假设”。

因为，这种观念认为“正义”应该产生于一个没有利益相关的环境中，尤其是他排除了或者说贬低了比如仁爱、利他主义和共同体情感等等动机的价值，这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偏见，这句话也非常重要。罗尔斯“原初状态”的预设恰恰不是一种中立的环境，而是带有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偏见的观念。根据这种观念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最好的希望莫过于自由自在地做自己的事情，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。总之，桑德尔认为，罗尔斯对“原初状态”的设定，并不是一种中立的设定，而是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。

虽然罗尔斯曾经反驳过这种个人主义的偏见，认为一个有序的社会不应该首先鼓励个人主义价值，个人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路，而对他人毫不关心，共同体的价值也可以由个人选择去追求。但毫无疑问，罗尔斯的观念是个人主义的，罗尔斯的“自我”不仅是一个占有的主体，而是一个“先在个体化的主体”，且总是与其所拥有的利益具有某种距离。这种距离将自我置于超越经验的位置，让它变得无懈可击。

但是桑德尔指出，如此彻底独立的自我，排除了任何目的和善的观念，排除了任何依附关系的可能性，它也排除了一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，排除了一切共同体的价值，但实际上生活中，参与者的身份和利益是至关重要的。

罗尔斯在“无知之幕”中，预设了一个自由而独立的自我，不受任何先在条件的约束，能够自主地为自己选择各种目的。唯一约束我们的道德责任的来源，并不是习俗、传统或继承状态，而是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。这种思想强调，甚至过度夸大了个人的权力，而忽视了共同体的价值和集体责任。

这种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和伦理观的薄弱之处，与它的吸引力密切相关。如果我们把自己看成自由的、独立的自我，不受任何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，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，我们通常认可甚至奖励的道德和政治义务。这包括团结和忠诚的义务、历史性的记忆等等。

哲学家麦金泰尔说：“一些年轻的德国人相信，在1945年后出生就意味着，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与他和同辈犹太人的关系，没有任何道德关联。”，麦金泰尔说，在这种观点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道德上的肤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