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云南十大好书“系列书评之二：读李森《黑白镜像——〈野草〉讲稿》

第13届“书香昆明”好书评选“云南十大好书”系列书评（之二）

意义的解构与文本的还原（评论）

——读李森《黑白镜像——〈野草〉讲稿》

□ 何飞龙

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和其高尚的人格，是无数文学创作者、文学研究者的精神标杆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在以“知人论世”为主要切入方法的中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学研究传统中，鲁迅及其作品与时代境况、社会现象的亲密耦合，成为“鲁学”研究者屡试不爽的一柄利刃。作为现代文学“祖师爷”的鲁迅及其作品，在无数“鲁迅研究者”的阐释下，或多或少地带着固化的痕迹。

自“五四”以来，现代汉语文学即被“启蒙”“救亡”“革命”等具有时代属性的大词所填充，这是时代因素所决定的，其“社会学”价值自是不容忽视的。然而，文学作品，首先应当是“文学的”，尔后才衍生出其他的诸如社会学的价值。倘若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勘定，是以“表达了什么思想内容”“凸显了什么主题”“书写了怎样的题材”“批判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”等为起点的，那无疑是对作品“文学性”的损耗与腐蚀。因而，一种直面鲁迅本来面貌的、将文学归还给文学的解读，就显得极为珍贵。

在《黑白镜像——〈野草〉讲稿》中，李森以一种截断众流的勇气指出《野草》中的“背反概念”写作模式。李森以《题辞》作为打开《野草》的方便之门，并提出了十对“背反概念”。这种“背反概念”的写作模式，影响了整个现代汉语文学的写作与阐释，即：“使现代汉语文学形成一种‘利用语言’制造概念、观念的集体性审美思维结构和习性，这种集体性审美灵魂创作和批评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，无疑是对汉语文学传统的背离、截断的过程。”（《“背反概念”的写作模式》）这是李森对鲁迅作品，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一次诊断与反思。

好的作品应当是“直观而直觉”地呈现，并非为了表达某个主题、昭示某种意义；“逻辑思维结构”的写作则指向一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以及概念的简单化等，是一种非“诗-蕴”的写作。李森在其提出的“原初写作”中就曾指出：“诗歌的原初写作，是无任何遮蔽的一种纯粹的、直观的写作”，是一种“写作行动”。诗-蕴的生成源自语言“漂移”时刻的“暂驻”，即“诗性的创造既不来源于本质，也不来源于现象，而源于语言或符号在漂移时刻的诗意生成”。

创作即批评，批评即创作。李森的《黑白镜像——〈野草〉讲稿》不是挥动锅铲翻炒旧文本的食材，因为这本著作本身即一种“直观而直觉”的“写作行动”，是对以“意义挖掘式”为代表的文学教条主义的纠偏与清算。语言在漂移中才能蕴生诗意，才能抚摸活着的灵魂，而僵死、固化的语言只能制造词语的尸体。

在对《野草》具体篇什的解读中，李森致力于还原鲁迅、还原《野草》。当读者习惯了被文学史“神圣化”的鲁迅形象时，我们却在李森笔下看到一个“投枪手”之外的“蛮好玩”鲁迅：“幽默、欢喜、悲愤、伤感、善良、慷慨、狭隘，息怒孤绝，蛮好玩的。”（《悲愤无效的可怜》）同样，当读者面对被教科书经典化的范文《秋夜》时，李森却敢于指出：“‘尾巴’翘得太高，点题点得太猛。”（《笑的隐喻与点题游戏》）

在动辄“揭示”“批判”的文学研究中，鲁迅作品已然被“意义”压得喘不过气。李森试图将具有鲜活灵魂的文字解救出来：“好的艺术语言，都不是作为工具为概念的隐喻或观念的生成服务的。”（《死掉的雨》）艺术教条主义大行其道，或许我们已经被围困于审美疾病和定式思维的泥淖中，这时，在《黑白镜像——〈野草〉讲稿》的文字褶皱间，仿佛听见李森的呼声：“救救孩子！”

作者简介何飞龙，1994年生，现为云南大学在读文学博士，曾有作品发表于《湖南文学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《散文》《草原》《滇池》等多家刊物，有作品被《散文选刊》转载，获师陀小说奖·新人佳作奖、野草文学奖等奖项。

附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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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都市时报大象文艺周刊

编辑：闫钰

校对：姚路

编审：闫钰

终审：王一帆